A地产公司（以下简称A公司）与王某签订《合作开发协议》。协议约定：A公司负有办理证照手续、项目招商、推广销售的义务，王某承担全部建设资金的投入；A公司拟定的《项目销售整体推广方案》，应当与王某协商并取得王某书面认可；王某投入500万元（保证金）资金后，如果销售额不足以支付工程款，王某再投入500万元，否则按违约处理；王某享有全权管理施工项目及承包商、施工场地权利，A公司支付施工方款项必须由王某签字认可方能转款。

合同履行中，A公司向王某发函,双方就第二笔500万元投资款是否达到支付条件产生分歧。此后,A公司再向王某发出《关于履行的通知》,告知王某5日内履行合作义务,向A公司支付500万元投资款,否则将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王某在A公司发函后,对其中提及的需要支付的工程款并未提出异议，亦未要求A公司提供依据，并于向A公司发送回复函，要求A公司近日内尽快推出相关楼栋销售计划并取得其签字认可,尽快择期开盘销售，并尽快按合同约定设立项目资金管理共同账户。A公司于1个月后向王某发出《解除合同告知函》，通知解除《合作开发协议》。王某收到该函后，未对其形式和内容提出异议。

3个月后，王某函告A公司,请A公司严格执行双方合作协议约定，同时告知“销售已近半月,望及时通报销售进展实况”。后王某诉至法院，要求A公司支付合作开发房地产收益分红总价值3000万元；A公司提出反诉，要求王某给付违约金300万元。一审、二审法院认为，王某收到解除通知后，未对通知的形式和内容提出异议，亦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故认定双方的合同已经解除。王某不服二审判决，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从生效裁判看，A公司向王某发送《解除合同告知函》，通知解除双方签订的《合作开发协议》，但该《解除合同告知函》产生解除合同的法律效果须以A公司享有法定或者约定解除权为前提。从案涉《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看，王某第二次投入500万元资金附有前置条件，即A公司应当对案涉项目进行销售，只有在销售额不足以支付工程款时，才能要求王某投入第二笔500万元。

结合《合作开发协议》的约定，能否认定A公司作为守约方，享有法定解除权，应当审查A公司是否依约履行了己方合同义务。包括案涉项目何时开始销售，销售额是否足以支付工程款；A公司在房屋销售前后，是否按照合同约定，将《项目销售整体推广方案》报王某审批；工程款的支付是否经由王某签字等一系列事实。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编通则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五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以通知方式解除合同，并以对方未在约定的异议期限或者其他合理期限内提出异议为由主张合同已经解除的，人民法院应当对其是否享有法律规定或者合同约定的解除权进行审查。

经审查，享有解除权的，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不享有解除权的，不发生合同解除的效力。据此，一审、二审法院未对上述涉及A公司是否享有法定解除权的事实进行审理，即以王某“未在法律规定期限内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确认解除合同的效力”为由，认定《合作开发协议》已经解除，属于认定事实不清，适用法律错误。

由此可见，实务中合同当事人行使解除权应当以该解除权存在为基础，同时需要考量解除权形成的原因和条件，以及行使解除权的方式，稍有不慎就可能导致解除合同的行为效力存在风险。